作曲家这个群体与教师、农民、足球俱乐部经理等其他从行业者一样，有着各自的独特廦好和古怪的生活方式。他们其中的一些人过着奢华的波西米亚式的生活，另一些人则像奴仆一样，终年为生计而奔波。当然，也有一些非常怪癖的仆从，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但凡配得上“伟大”称号的作曲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点是嗜酒如命——尽管凭此一条不足以将他们与普罗大众区别开来。贝多芬和莫扎特不会介意来一两杯啤酒，对于勃拉姆斯和李斯特来说，也决不在话下。

斯特拉文斯基同样杯不离手。事实上，他经常称自已为“斯特拉威士忌”。有关他醉酒出格的故事还真不少。在一次白宫为他举办的宴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肯尼迪总统不得不将他一路护送到洗手间。还有一次，原计划由他与两家马克·沙加尔联合主持一次研讨会，可是人们却发现他烂醉如泥，无法叫醒，只好将活动取消。

然而，工作中的斯特拉文斯基却细心异常，办公桌收拾得干净利落。于是，人们禁不住好奇，《春之祭》中弥漫的野蛮愚昧的气息到底是源自酒精的刺激，还是理论知识应用方面的神来之笔？

这又引发了另一个话题：了解作曲家是否能帮助我们理解他的音乐作品？很容易得出这样的论断：作曲家的生活方式与其音乐创作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联系。

  可悲是的，这种臆想与事实相悖。虽然瓦格纳其人与其音乐一样疯狂傲慢，但你很难将柴可夫斯基那雄浑吵闹的音乐与其神经昔昔的做事方式联系在一起，因为老柴常常感到底气不足，总是用一只手托着下巴，以防脑袋下垂。舒伯特更是令人不可思议。他终日沉溺于花天酒底，身患梅毒，31 岁就英年早逝，却谱写出了《鳟鱼四重奏》这样动人的篇章。

人们通常说，那些伟大作曲家们之所以作曲，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不得已而为之。他们作曲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创作出《威廉退尔》后，罗西尼已家财万贯，此后四十余年，他始终封笔未动，直到去世。显然，他缺乏继续创作的欲望，尽享名酒美食的同时，还时常不忘对同行出言相讥。

罗西尼曾说，瓦格纳偶尔会灵光闪现，但大多数时候都令人乏味。在听过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之后，他写到：万幸的是，那不是音乐。他还曾出言不逊：刚刚收到西普里亚诺·波特送来的一份斯第尔顿奶酪和一首康塔塔，那奶酪相当不错。

罗西尼的才智与他的音乐之间也许存在着某种联系。同样，古斯塔夫?马勒的作品蕴藏着他悲观主义的处世观。作为一名严重的神经病患者，他害怕创作第九交响曲。因为他迷信地认为，贝多芬、舒伯特和布鲁克纳在完成第九号交响曲后就一命归天，这一事实令人感到恐怖。

当最终鼓起勇气创作了第九号交响曲后，他却抹去了编号并将其命名为《大地之歌》，然后作为第十交响曲出版，不久之后就与世长辞。如果这是一个简单的公式，人们则通过研究某位作曲家的生平推断出他的作品类型，或者先听他的音乐，然后再去猜测他的个性。但这条路却行不通。

理查德·施特劳斯谱写了不朽的《莎乐美》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深受纳粹分子推崇。在家中，施特劳斯却是典型的惧内型丈夫。无论何时回家，妻子宝莲总是命他在门口将鞋擦三次，第一次擦湿鞋垫，第二次擦干鞋垫，第三次擦橡胶鞋垫。虽然施特劳斯一生兢兢业业，过着平淡的婚姻生活，他的岳父却拥有一家酿酒工厂。